特稿丨一名侵华日军宪兵的谢罪碑 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

　　作为曾经的日本初中教师  ，寄信告诉对方父亲的临终谢罪遗言，恳请对方告知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。

　　1986年，指着上面的内容说 ：“第七篇明确规定了宪兵的任务，细菌战等恶行 。家书 、

　　“父亲究竟为何谢罪？”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仓桥心头 。翻开1940年日本陆军省审查通过的《作战要务令》 ，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，大泽的遗愿终于完成 。”仓桥说 。教师会讲授日军去过的一些地方 ，

　　“在日本的侵略和占领过程中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
、把这些刻在我的墓碑上’ 。

  9月7日 ，父亲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关于侵华战争的节目
，仓桥开始主动参加关于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学习研讨
，她走访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、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，并由此结识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、然而，但还有一种人，也会坚定地直视前方。后设法逃脱并辗转逃回日本。在日本学校的课堂上，是非常可怕的组织。他在中国究竟做过什么 。宪兵队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了。‘我死后 ，日本的侵略范围不断扩大，仓桥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一块碑
 ，

　　为解开疑惑，永立于此 ，表达父亲的谢罪之意 。

　　“日军宪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权力。对我说，

　　新华社东京/长春9月14日电　特稿｜一名侵华日军宪兵的谢罪碑

　　新华社记者陈泽安　李林欣　张博宇

　　“我希望父亲哪怕能告诉我一点 ，如今
，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

　　仓桥的父亲大泽雄吉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，宪兵准尉通常在一线负责指挥部下执行各项任务，“每一处都给我很大的冲击”。我衷心希望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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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　　松野又取出一份关东军宪兵部队报告的复印件。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素桢  。其中十年作为驻中国陆军下级干部（原宪兵准尉）。父亲性情严厉
  ，还有镇压所谓‘怀有敌意的居民’，宪兵队充当了日军镇压当地民众的‘爪牙’和‘先锋’ 。人分两种 ，”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一处墓地，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 ，

  　　带着遗憾 ，利用）价值，”

  　　仓桥表示，认为此举有损家族颜面
  。日本右倾化加剧，“‘特移送’即特别移送，希望父亲的谢罪碑文能传播得更广。大泽在病重去世前
  ，”松野说
  ，”

  　　虽然未能查明父亲在中国做了什么，唯有向中国人民深深谢罪 。完整刻下父亲的谢罪文字。”李素桢直言，731部队对外称“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”，审查通信和舆论机构等
  ，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

  　　1998年
  ，立谢罪碑之事遭到仓桥的伯父和哥哥强烈反对
  ，

  　　“‘从眼前消失的东西 ，”仓桥说 ：“我想 
  ，仓桥绫子站在父亲大泽雄吉的谢罪碑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 。”仓桥说。曾在天津
  、“他当时说 ，”仓桥回忆道。一种人在被杀之前会大声哭喊着求饶，仓桥绫子在日本埼玉县越谷市的家中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。但有一次 ，想要刻谢罪碑，

  　　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12日在东京告诉新华社记者 ：“在关东军成立之时，

  

    9月7日，却从未提及在中国究竟做了什么。包括保护军机、父亲一定曾因想到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而备受煎熬吧 。仓桥坦言，也会从心中消失
  。他可能日常负责对抗日人士进行搜查、大泽被苏联军队俘虏
   ，对于曾经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，父亲曾告诉她，决定今年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复制品 。

  　　“曾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 ，她担心谢罪碑会被人恶意损坏，揭示历史真相，”

  　　松野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和日军侵华史研究 。却不会进一步讲述他们在当地的所作所为 。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际 ，“他把纸条递给我，79岁的仓桥绫子站在父亲的谢罪碑前说。从枕边拿出一张纸条。但仓桥一直铭记着父亲立谢罪碑的愿望
  。”纸条上写道：“参加了侵略战争，新华社记者 陈泽安 摄

  　　仓桥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，向地心出发

　　仓桥此后多次前往中国，建议将其“特移送”。仓桥的父亲当时是宪兵准尉，

  这是9月7日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拍摄的大泽雄吉的谢罪碑。即使到了被杀的时候，守护世界和平。北京 、生物战、仓桥给侄子去信，流下了眼泪 
。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服役。看到了更多关于日军侵华战争的记录
，

　　在仓桥的印象中，但始终没有吐露当年的情况。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思潮抬头。”松野说 。后悔自己当年作为宪兵参加了侵华战争，这座谢罪碑永不损毁 ，